儿童和成人助听器选配有什么差别

　　在进行行为测听时，婴幼儿和儿童的测试结果与成人相比，准确性和完整性欠佳。对于婴幼儿，听力师只能在几个有限的阈值基础上选配助听器，不能进行阈上辨别能力的测试。近年来，由于频率特异性诱发电位的应用，使我们能够更早、更全面、更准确地获得婴幼儿的单耳听阈。这些信息为选配助听器提供了很大帮助，但是仍旧不能完全取代行为测听的位置。在年龄小于6个月的婴儿，由于不能完成行为听力测试，小儿听力师只能依赖于频率特异性诱发电位的结果；即使年龄大于6个月婴儿，其早期的行为听阈也只是最小听觉反应级( minimal response level，MRL)，它会略高于真正的听阈。因此，需对婴幼儿的听力进行随访，直到可以得到双耳准确完整的骨、气导行为听阈。

    婴幼儿的听力损失特征通常与成人不同。成人通常随着年龄的增大，逐渐出现高频的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儿童则有突发性和语前深度感音神经性聋的危险，并且可能伴随中耳炎。这些区别主要是由于听力损失的原因明显不同。成年人会受到老年性聋和噪声性聋等的威胁。而婴幼儿的致聋危险因素包括超过48小时的重症监护、家族遗传造成的儿童期听力损失、颅面部发育畸形等等，在新生儿此类疾病的发病率为0.1%。儿童还有可能由于后天疾病而导致感音神经性聋，例如外淋巴管瘘以及引起进行性和／或波动性听力损失的一些疾病。

    婴幼儿和儿童的外耳比成人的小且柔软，在出生后的前几年，会迅速发育。发育最快的阶段是从出生到两岁（Feigin等，1989），并可持续到7岁。在这一时期，耳廓体积增长，外听道内的软骨组织和骨组织不断发生体积、密度和方向性的改变( Northern和Downs，1991)o这些改变对于选配助听器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尽量使用软耳模，并需要根据耳道发育的情况，经常更换耳模。其次，不能以成人外耳道共振峰的均数来计算儿童助听器的目标增益。Kruger(1987)及Kruger和Ruben(1987)都发现新生儿外耳道峰共振频率高于成人平均值的2到3倍，直到出生后的第二年才能接近成人水平。可以观察到，婴幼儿外耳道共振峰的频率明显高于成人。Feigin等(1989)也有类似的报道，5岁以下的儿童，堵耳的助听声压级和2cc耦合腔声压级的差值（即真耳耦合腔差异，real-ear-to-coupler  difference，RECD）明显高于成人。如果将成人平均外耳道共振峰的数值使用在儿童助听器的选配中，将出现错误的结果。

    最重要的是儿童使用助听器的方法与成人不同。婴幼儿从许多不同的距离和高度聆听言语声，例如站在地上，从婴儿床中，被家长抱在怀里，背在背上等等。Pearsons等在各个不同的位置，对家长与儿童间对话的言语声进行了测量。结果显示，长时言语频谱图( long-term average speech spectra，LTASS)根据儿童聆听的位置不同而有显著的差异，并且与成人间对话的LTASS有明显不同。将这些言语谱图进行比较，在强度和形状方面都有所不同。助听器的放大应该根据输入的不同确保儿童在不同环境中的听觉舒适度。

    婴幼儿与成人的不同还在于他们使用助听器是为了获得言语的发育。为了使这一过程顺利进行，助听器给儿童所提供的放大必须使他们不仅能够听清自己的语音，同时也要听清对话人的言语。因此，在选配助听器时，必须考虑儿童在语言发育过程中听觉自我反馈的重要性。在言语康复早期，有听力损失的婴幼儿只能依靠助听器提供给他们的信息生活和学习。他们不能像成人那样，根据自己的需要调节助听器，通常情况下只能将助听器设置固定。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正确地选配和调试助听器就更加重要。但遗憾的是，由于获得准确的听阈比较困难，使得助听器电声学调试变得复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需要在调试过程中控制和修正所有错误因素。

    总之，儿童助听器的选配过程在很多方面都有别于成人。在评估过程中，由于儿童所能提供的听力学信息太少，以下因素使结果的分析更加复杂(a)只能用电生理方法估测听阈；(b)外耳道结构和声学特性与成人不同，而且还在不断变化；(c)由于中耳和内耳的疾病导致的听力波动；（d)与成人相比，儿童无法主动配合听力学检查。在助听器选配过程中，儿童需要舒适的放大，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听力的变化需要不断地调整助听器以适应不同的聆听环境。显而易见，婴幼儿助听器选配对听力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